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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不应让医生“进退两难”

2018-01-06| 文章来源: 互联网|

摘要: 京城发生“丈夫拒绝手术签字,产妇母子双亡”事件,在社会各界积极关注和充分的讨论之后,肯定对我国卫生法制建设,具有实际的推动意义。法律的价值之一是具有指引作用,指引人们养成规范的行为,使行为者预见不良行...
京城发生“丈夫拒绝手术签字,产妇母子双亡”事件,在社会各界积极关注和充分的讨论之后,肯定对我国卫生法制建设,具有实际的推动意义。  法律的价值之一是具有指引作用,指引人们养成规范的行为,使行为者预见不良行为的法律结果。这种指引作用,就要求法律规则必须泾渭分明,否则会使社会个体有无所适从的感觉。  首先,是法律不能容忍“模糊”文化。  我国目前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存在“模糊”的现象。以医生告知为例,《执业医师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,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。其要求医生告知要“二选一”。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,医疗机构施行手术、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,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,这里规定医生告知必须“二选二”。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第十一条规定,在医疗活动中,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如实告知患者,要求医生告知“一选一”即可。而且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,对医生的紧急处置权的规定更加不清晰。如其中医疗机构在“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,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,主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,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”的规定中,对“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”的情形,由于没有权威的解释,很容易被医生理解为“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”的前提下遇到“特殊情况”,以致出现本案的悲剧。  所以,如果该法条能将医院履行知情同意的规定明确细化为三种,即“取得患者并家属同意”、“取得家属同意”和“不需要任何人同意”的情形,更便于医生的临床操作。  其次,法律应明确规定医生具有特别干预权利。  通常情况下,医师的一般权利服从于患者的权利,是实现患者自由、自治的基本要求。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,需要限制患者的自主权利,实现医生的意志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。这种权利是医生的特殊干涉权。当然,医生的特别干预权一旦被滥用,非常容易造成对患者权益的侵害,但不能以此否认特别干预权的存在。这就要求在立法中将滥用风险降到最低。  所以,应当通过立法对医生特殊干涉权的行使情形作出具体界定。如明确患者拒绝治疗,医生行使特殊干预权的情形。患者拒绝治疗必须是真实、法律上有效的意思表示。也就是说,患者有权拒绝治疗,但这种拒绝必须在患者有理智决定、法律允许、医生讲明利害之后,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况。  由于选择拒绝治疗,将给急危患者带来严重后果或不可挽救的损失,所以,对于急危患者、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患者,患者的精神情绪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,某些药物对患者思维、认识能力产生影响等情况下,患者及其家属作出拒绝治疗的意思表示,应允许医师行使特殊干涉权。  临床进行人体实验性治疗,医生应有权行使特殊干预权利。在一些高度危险的实验中,即使患者同意或渴望通过实验,使疾病得以治愈,但只要医生检查认为患者健康状况不适宜参与医学实验,可以适时干预。必要时停止或中断实验,以保护患者的利益。  对于抢救自杀患者,医生应行使特殊干预权。只要自杀患者被送往医院抢救,不管其是否具有拒绝治疗等表示,医生都必须予以充分及时的抢救。  第三,应立法明确临床使用的《知情同意书》不是“生死状”。  目前,临床《知情同意书》被许多患者误解为“生死状”,认为是一种医院用来免责的文书,所以在签署时百般犹豫和担忧,甚至有些患者看着亲人亟待输血而又不敢在《输血知情同意书》上同意签字。  实际上,《知情同意书》不能免除任何医院因过错行为而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。所以,有必要在《知情同意书》上明显注明“本同意书的签字不能免除医院过错而给患者造成的损害结果”等提示语,这样将有利于获得患者或关系人的同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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